辽东的冬天来得早。

    十月的海风裹着盐粒,刀子似的刮在脸上。码头边的浅滩上,浮冰已经连成了片,灰白色的冰块互相挤压,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,像是整片大海在磨牙。

    马大彪蹲在码头上,裹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羊皮袄,手里攥着那个跟了他二十年的酒葫芦。他眯着眼,盯着远处灰蒙蒙的海平线,已经整整一个时辰没有动过。

    他身后,辽东水寨一片肃杀。二百五十艘战船静静地泊在码头两侧,桅杆上的旗帜被风吹得猎猎作响。船头的铁犁在暮色中泛着冷光,像一排蹲伏着的猛兽的獠牙。

    三个月了。

    自从夏天那场血战之后,朝鲜人再也没有来过。可马大彪知道,他们不会就这么算了。那个被打断了一条胳膊的朝鲜大王子李珲,一定在对岸舔着伤口,等着雪耻的机会。他们在等——等冬天把大海冻成一条坦途,然后踩着冰面,把刀架到辽东人的脖子上。

    “将军。”

    身后传来一声沙哑的呼唤。马大彪没回头,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,算是应答。

    那个老兵爬了过来。说是“爬”,其实也不准确——他的左腿在十二年前的平海卫之战中被倭寇的铁炮打断了一截,此后走路便一瘸一拐,每一步都像在爬坡。他在马大彪身边蹲下,把一只冻得通红的手搭在膝盖上,脸上那道从左眉梢斜劈到右耳根的刀疤被寒风吹得发紫,像一条趴在他脸上的蜈蚣。

    “探子回来了。”老兵压低声音,“朝鲜人在对岸又集结了三百艘船,还从倭寇那儿借了一百艘铁甲船。一共四百艘。领兵的还是李珲,那个被你砍了胳膊的。”

    马大彪的手顿了顿。

    他把酒葫芦举到嘴边,灌了一大口,烈酒烧过喉咙,在胃里炸开一团火。然后他把葫芦往码头上一扔,葫芦在木板上骨碌碌滚了几圈,撞上一根缆绳桩,发出“咚”的一声闷响。

    他咧嘴笑了。

    那是一种让人后背发凉的微笑。被海风吹得发白的牙龈暴露在寒风里,像一匹老狼在闻到血腥气时露出的表情。

    “四百艘?”他站起身来,骨头节噼里啪啦响了一串,“好。好得很。”

    他转过身,朝水寨里走去。羊皮袄的下摆被风掀起,露出腰间别着的那柄短刀——刀鞘已经磨得发白,可刀刃从来不曾钝过。

    “传令下去,”他的声音在风中稳稳地传出去,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木头里,“把炮擦亮点。把铁犁上的锈磨掉。让兄弟们把酒喝了,把肉吃了。今天,跟那帮孙子拼了。”

    辰时三刻,海面上起了风。

    马大彪站在最大的那艘福船船头,手扶着船舷,目送着二百五十艘战船依次驶出水寨。船队在码头外的海面上展开阵型,像一把缓缓撑开的扇子——中型快船居前,负责冲撞和缠斗;大型福船居中,载着最沉的炮;火攻船和补给船殿后,藏在阵列的最深处。

    他的目光扫过每一艘船,每一面旗帜,每一个站在船舷边的兄弟。这些人里有跟他打了二十年的老卒,也有今年春天才上船的新丁;有辽东本地的渔民子弟,也有从山东、浙江、福建调来的老兵。两万八千人,挤在二百五十艘船上,像一把攥紧的拳头。

    海面上,浮冰被船头劈开,发出咔嚓咔嚓的碎裂声。碎冰撞在船帮上,又弹开,留下一道道白色的擦痕。

    “将军,看见了吗?”

    老兵一瘸一拐地走到他身边,指着东北方向。

    马大彪眯起眼。

    海天相接的地方,出现了一条黑线。那条线越来越粗,越来越清晰,渐渐分辨得出桅杆的轮廓、船帆的影子、船头激起的白色浪花。

    四百艘船。

    黑压压一片,铺在海面上,像一大片正在移动的乌云。最前面那一排,是倭寇的铁甲船——船身包着厚厚的铁板,船头铸着铜质的撞角,在灰蒙蒙的天光下闪着暗沉沉的金属光泽。每一艘铁甲船都比辽东的福船大上一圈,像一群披着铠甲的巨兽,慢吞吞地碾过海面,把浮冰撞得粉碎。

    李珲站在最大的那艘铁甲船的船楼上。

    他左手按着倭刀的刀柄,右臂的袖管空空荡荡,被风灌得鼓起来。三个月的休养并没有让他变得温和——相反,断臂的耻辱像一根刺,日夜扎在他的心口上,让他的眼睛里始终烧着一团不灭的火。

    他盯着前方那片灰蒙蒙的海岸线,盯着那条正在展开的船阵,嘴角抽动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将军,”亲兵跑上来,跪在甲板上,“探明,辽东船二百五十艘。旗舰上是马大彪。”

    李珲眯起眼,慢慢地笑了。

    “二百五十艘。”他重复了一遍,声音很轻,像是在品味这几个字的滋味,“老子四百艘,比他多一百五十艘。一百艘铁甲船,他连铁钉都凿不穿。看谁轰得过谁。”

    他拔出倭刀,刀身在晨光中划出一道弧线。

    “擂鼓。”

    鼓声从旗舰上炸开,像一颗石子投进湖面,一圈一圈地向外扩散。四百艘船同时加速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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