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据、摆事实、讲道理，甚至不乏面红耳赤之时。狄仁杰等阁臣只是倾听，偶尔插言引导讨论方向，避免人身攻击。最终，意见同样未能统一，但正反理由都已充分呈现。
随后，又有几项关于地方水利建设补贴、边州移民优惠、以及如何更好地将朝廷邸报（类似官方公报）内容通俗化以便乡间知晓等议题的讨论。会场气氛热烈，发言踊跃。来自不同地域、不同阶层、不同利益背景的声音在这里交汇、碰撞。虽然常有争执，但总体上遵循“就事论事，言者无罪”的议事规则，秩序尚可。
下午，会议进入“议员陈情建言”环节。这是咨政院最具特色、也最能“通上下之情”的部分。任何议员，可就其所在地方或所属界别关心的问题，直接向朝廷（以在座阁臣为代表）提出建议或反映问题。
一位来自河东道汾州的老农代表，颤巍巍站起来，用浓重的乡音，诉说了当地去岁以来雨水偏少，今春旱象已显，官府虽有预备，但水渠年久失修，新式翻车数量不足，希望朝廷能加大赈济和水利修缮力度，语气恳切。狄仁杰当场指示随行书记，详细记录其所述州县、灾情及诉求，并表示会即刻转交户部、工部核查处理。
一位来自剑南道退职的县尉，则反映当地土司与流官矛盾时有发生，影响地方安宁，建议朝廷完善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政策，既尊重其俗，又加强教化与法制。张柬之认真听取，并询问了几个细节。
一位来自洛阳的“之士”，则就近日长安、洛阳书坊出现的一些“诋毁先帝、妄议朝政”的“谤书”表示担忧，认为有损新朝气象，应加强文籍管理。此言一出，引起不少争议。有议员认为应防微杜渐，维护朝廷体统；也有议员（尤其是一些思想较为开明的士人）引用《宪章》中“不以言罪人”、“广开言路”的精神，认为只要不涉谋逆妖言，应允许不同声音存在，方可集思广益。双方又是一番辩论。狄仁杰最终表态：朝廷鼓励忠言直谏，但恶意诽谤、扰乱视听者，自有法度处置。此议暂且搁置，但反映了民间对舆论管控的不同看法。
更有几位格物院出身的议员，联合提交了一份“鼓励民间工匠改良技艺、予以专利保护”的详细建议书，并附上了数件新奇器械模型，如改良纺车、新式水磨等，现场演示，引得众人围观称奇。狄仁杰对此饶有兴趣，命人仔细收好模型与文书，允诺交由工部与格物院研议。
整整一天的会议，从清晨持续到日暮。会场内时而激烈争辩，时而凝神倾听，时而哄堂大笑（当某位言辞诙谐的商贾代表发言时），气氛活跃而充实。虽然许多议题并未当场形成决议，甚至有些争论看似无果，但这个过程本身，意义重大。它让来自帝国各个角落、各个阶层的声音，有了一个合法、通畅的表达渠道；让朝廷的决策者（阁臣们）能够直接、鲜活地了解到民间的疾苦、诉求与智慧；也让这些“议员”们，亲身参与了国是的讨论，感受到了自己的意见被重视，增强了对朝廷的认同感。
更重要的是，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、人心浮动的微妙时期，咨政院的正常、公开议事，本身就是一剂强有力的稳定剂。它向天下昭示：朝廷的运转是公开、透明的（相对而言），政策制定是听取各方意见的，权力的交接并未导致言路闭塞或政策剧变。那位深居简出的“尚父”或许不再露面，那对令人敬畏的传奇帝后已然逝去，但帝国运行的规则仍在，听取民意的渠道仍在，国家前进的方向，依然可以通过这种制度化的方式，进行讨论和调整。
会议结束时，狄仁杰做了简短的总结。他肯定了各位议员的踊跃建言，承诺会将所有合理意见、陈情整理汇编，如实呈报御前，并督促相关衙署研究、回复。他特别强调：“咨政院之设，乃先帝与李公高瞻远瞩。诸君今日所言，无论赞同与否，皆出自公心，皆为社稷。陛下初登大宝，孜孜求治，正需闻此各方声音。望诸君归告乡里，朝廷广开言路之心不变，励精图治之志不移。”
议员们起身，向阁臣们行礼后，三三两两议论着散去。许多人脸上带着疲惫，但更多的是兴奋与满足。他们或许不能直接决定政策，但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了，他们的意见被记录了，这本身，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。
狄仁杰与张柬之等阁臣，最后离开议事厅。看着渐渐空荡的大殿，张柬之低声道：“狄公，今日之会，沸反盈天，有些言论，是否过于……尖锐了？”
狄仁杰摇摇头，目光扫过那些记录着密密麻麻发言的纸页，缓缓道：“柬之，要的就是这股‘沸反盈天’。先帝与李公设立此院，非为求一致赞同之声，乃为听不同之音，察民间之实。今日所议，科举、专营、边政、水利、甚至谤书……桩桩件件，皆是朝野关心之要务。有争论，方知利害所在；有陈情，方晓民间疾苦。将这些声音，原原本本，呈报陛下，供内阁参考，便是此院最大之功用。至于是否采纳，如何采纳，那是陛下与内阁，依据《宪章》与国势，斟酌定夺之事。但至少，决策之前，我们已听到了来自各方的声音，不至闭目塞听。”
他顿了顿，望向殿外渐沉的暮色，语气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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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后，又有几项关于地方水利建设补贴、边州移民优惠、以及如何更好地将朝廷邸报（类似官方公报）内容通俗化以便乡间知晓等议题的讨论。会场气氛热烈，发言踊跃。来自不同地域、不同阶层、不同利益背景的声音在这里交汇、碰撞。虽然常有争执，但总体上遵循“就事论事，言者无罪”的议事规则，秩序尚可。
下午，会议进入“议员陈情建言”环节。这是咨政院最具特色、也最能“通上下之情”的部分。任何议员，可就其所在地方或所属界别关心的问题，直接向朝廷（以在座阁臣为代表）提出建议或反映问题。
一位来自河东道汾州的老农代表，颤巍巍站起来，用浓重的乡音，诉说了当地去岁以来雨水偏少，今春旱象已显，官府虽有预备，但水渠年久失修，新式翻车数量不足，希望朝廷能加大赈济和水利修缮力度，语气恳切。狄仁杰当场指示随行书记，详细记录其所述州县、灾情及诉求，并表示会即刻转交户部、工部核查处理。
一位来自剑南道退职的县尉，则反映当地土司与流官矛盾时有发生，影响地方安宁，建议朝廷完善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政策，既尊重其俗，又加强教化与法制。张柬之认真听取，并询问了几个细节。
一位来自洛阳的“之士”，则就近日长安、洛阳书坊出现的一些“诋毁先帝、妄议朝政”的“谤书”表示担忧，认为有损新朝气象，应加强文籍管理。此言一出，引起不少争议。有议员认为应防微杜渐，维护朝廷体统；也有议员（尤其是一些思想较为开明的士人）引用《宪章》中“不以言罪人”、“广开言路”的精神，认为只要不涉谋逆妖言，应允许不同声音存在，方可集思广益。双方又是一番辩论。狄仁杰最终表态：朝廷鼓励忠言直谏，但恶意诽谤、扰乱视听者，自有法度处置。此议暂且搁置，但反映了民间对舆论管控的不同看法。
更有几位格物院出身的议员，联合提交了一份“鼓励民间工匠改良技艺、予以专利保护”的详细建议书，并附上了数件新奇器械模型，如改良纺车、新式水磨等，现场演示，引得众人围观称奇。狄仁杰对此饶有兴趣，命人仔细收好模型与文书，允诺交由工部与格物院研议。
整整一天的会议，从清晨持续到日暮。会场内时而激烈争辩，时而凝神倾听，时而哄堂大笑（当某位言辞诙谐的商贾代表发言时），气氛活跃而充实。虽然许多议题并未当场形成决议，甚至有些争论看似无果，但这个过程本身，意义重大。它让来自帝国各个角落、各个阶层的声音，有了一个合法、通畅的表达渠道；让朝廷的决策者（阁臣们）能够直接、鲜活地了解到民间的疾苦、诉求与智慧；也让这些“议员”们，亲身参与了国是的讨论，感受到了自己的意见被重视，增强了对朝廷的认同感。
更重要的是，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、人心浮动的微妙时期，咨政院的正常、公开议事，本身就是一剂强有力的稳定剂。它向天下昭示：朝廷的运转是公开、透明的（相对而言），政策制定是听取各方意见的，权力的交接并未导致言路闭塞或政策剧变。那位深居简出的“尚父”或许不再露面，那对令人敬畏的传奇帝后已然逝去，但帝国运行的规则仍在，听取民意的渠道仍在，国家前进的方向，依然可以通过这种制度化的方式，进行讨论和调整。
会议结束时，狄仁杰做了简短的总结。他肯定了各位议员的踊跃建言，承诺会将所有合理意见、陈情整理汇编，如实呈报御前，并督促相关衙署研究、回复。他特别强调：“咨政院之设，乃先帝与李公高瞻远瞩。诸君今日所言，无论赞同与否，皆出自公心，皆为社稷。陛下初登大宝，孜孜求治，正需闻此各方声音。望诸君归告乡里，朝廷广开言路之心不变，励精图治之志不移。”
议员们起身，向阁臣们行礼后，三三两两议论着散去。许多人脸上带着疲惫，但更多的是兴奋与满足。他们或许不能直接决定政策，但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了，他们的意见被记录了，这本身，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。
狄仁杰与张柬之等阁臣，最后离开议事厅。看着渐渐空荡的大殿，张柬之低声道：“狄公，今日之会，沸反盈天，有些言论，是否过于……尖锐了？”
狄仁杰摇摇头，目光扫过那些记录着密密麻麻发言的纸页，缓缓道：“柬之，要的就是这股‘沸反盈天’。先帝与李公设立此院，非为求一致赞同之声，乃为听不同之音，察民间之实。今日所议，科举、专营、边政、水利、甚至谤书……桩桩件件，皆是朝野关心之要务。有争论，方知利害所在；有陈情，方晓民间疾苦。将这些声音，原原本本，呈报陛下，供内阁参考，便是此院最大之功用。至于是否采纳，如何采纳，那是陛下与内阁，依据《宪章》与国势，斟酌定夺之事。但至少，决策之前，我们已听到了来自各方的声音，不至闭目塞听。”
他顿了顿，望向殿外渐沉的暮色，语气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