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记录本上敲击,发出令人心烦意乱的“笃笃”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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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惠利名一遍又一遍地解释,他去马燕秦家只有两次,一次是跳舞留宿,一次是送东西没进门。

    他和马燕秦仅仅是普通的朋友关系,甚至连熟悉都谈不上。然而,他的辩解在审讯人员看来,不过是“狡辩”和“认罪态度不好”的表现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,对马燕秦的审讯也在紧张进行。出乎办案人员意料的是,马燕秦的“认罪态度”好得令人难以置信

    。她不仅爽快地承认了组织家庭舞会的事实,还主动供称自己曾与一百三十多名男性发生过不正当关系。

    这个庞大的数字让办案人员既震惊又头疼,如此多的人员,逐一核实取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    经过大量艰难的工作,最终被核实确认的男性有七十余人。因为她的供述过于“惊人”和“配合”,甚至一度让法院怀疑她是否存在精神问题,以便借此逃避打击。

    为此,法院特意委托西安市精神病鉴定中心对她进行了严格的精神鉴定,但鉴定结论显示:马燕秦精神状态正常,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。

    根据《陕西省志·审判志》的记载,马燕秦最终被认定的主要罪行包括:

    “长期有业不就,将其家作为主要据点,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,并经常与其它流氓据点进行串联活动,先后与数十人乱搞两性关系,得款2000余元。并容留男女数人在其家奸宿一室,威逼、引诱两个亲生女儿供流氓分子玩弄。”

    对于这些指控,尤其是关于她女儿的部分,惠利名始终难以相信。“我去她家的时候,她女儿明明有对象,还给我看过照片,感情挺好的样子。马大姐对人也很和气,我怎么也看不出她会逼自己女儿做那种事。”

    然而,惠利名个人的质疑和辩解,在“从严从快”的巨大政策压力下,显得微不足道,甚至被视作“负隅顽抗”的证据。

    最终,办案机关认定他“奸污女青年4名,捕后认罪态度不好”,将其定性为“流氓团伙骨干分子”。

    在看守所里,一些“老号友”传看了他的起诉书后,都纷纷摇头,私下里对他说:“老弟,你这情况,按现在的形势,估计是要‘吃花生米’(指被枪毙)了。”

    每当听到这种话,惠利名就死死攥紧拳头,指甲深深掐进掌心,心里只有一个越来越微弱的信念在支撑:我没犯罪!我是清白的!

    1985年4月15日,在被羁押超过一年半之后,惠利名和其他同案犯被押往西安市体育场,参加公开宣判大会。这是“严打”中常见的仪式,旨在震慑犯罪,教育群众。

    凌晨的体育场,看台上和场地周围早已布置好警戒线,挤满了被组织前来参会的各界群众和干部。

    彩旗在寒风中飘动,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着激昂的进行曲和“严打”口号,营造出一种既隆重又肃杀的奇特氛围。

    惠利名穿着无法抵御寒冷的单薄囚服,手脚戴着沉重的镣铐,每走一步都发出哗啦的声响,皮肤被金属边缘磨得通红甚至破皮。

    案犯们被勒令低头站立,等待命运的宣判。当审判长开始逐一宣读判决结果时,惠利名的心跳到了嗓子眼。

    “被告人韩涛,积极参加流氓犯罪团伙活动,多次参与流氓舞会,并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,情节特别严重,社会影响极坏,判处死刑,立即执行!”

    听到“死刑”二字,惠利名浑身一颤,下意识地想抬头去看韩涛,却被身后的武警死死按住。

    他用眼角余光瞥见韩涛被两名战士粗暴地架起,推向停在旁边的刑车。就在被推上车的瞬间,韩涛似乎用尽全身力气,再次回头望向惠利名这边,眼神里充满了绝望、不甘,还有那一丝早已说出的“对不起”。

    紧接着,马燕秦被带了上来。她穿着一件灰色的上衣,头发梳理得异常整齐,脸上看不出太多的表情,仿佛已经接受了这一切。

    “被告人马燕秦,组织流氓犯罪团伙,多次举办流氓舞会,教唆、诱发多种流氓犯罪,情节特别严重,实属罪大恶极,不杀不足以平民愤!判处死刑,立即执行!”

    判决词铿锵有力,看台上传来一阵骚动,有人低声咒骂,有人发出唏嘘。

    轮到惠利名了。“被告人惠利名,积极参加流氓犯罪团伙,奸污女青年4名,捕后认罪态度不好,判处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!”

    “无期徒刑……” 听到这个判决,惠利名在短暂的恍惚后,内心深处竟然涌起一股扭曲的、如释重负的感觉——至少,他活下来了。

    与即将失去生命的韩涛、马燕秦相比,他还有时间,哪怕这时间将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度过。

    刑车队伍缓缓驶出体育场,开始绕城示众。惠利名透过囚车狭小的铁窗,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、曾经无比熟悉的街道和建筑。

    就在一年多前,他还在这些地方骑着摩托车,背着相机,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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